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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解类节目出现的原因及社会功能浅析

/2019-04-05 12:25

  国内电视调解类节目的兴起与其切合我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,充分发挥社会调解和社会援助功能的原因是密不可分的。本文结合江西卫视《金牌调解》节目,从符合传统习惯和时代背景、满足受众新的精神需求等方面分析电视调解类节目出现的原因,探讨调解类节目面临的取材和保证真实性等问题的现状,并阐明电视调解节目在心绪转换、减轻压力和提供社会调解与援助的独特作用及影响。

 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,在这样巨大的社会转型背景下,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有着明显变化,许多人一时无法接受这样快速的变化,产生了新的精神需求。电视媒体不可置疑地担当了这一满足受众新精神需求的角色。此时出现在电视中的关注民生的、与百姓家常里短息息相关的调解类节目,如江西卫视《金牌调解》、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《第三调解室》、SMG新娱乐频道《新老娘舅》,为当事人解决家庭、情感或者经济类问题,满足了他们倾诉与宣泄的欲望。调解即使不能立刻帮当事人解决问题,也能缓解委屈心理,引导他们走出困境。观众也能从调解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调解方法,迎合了大众的精神需求[1]。

  当前国家经济体制变革、社会结构变动、利益格局调整,各种新旧矛盾便不可避免。社会关系复杂,婚姻问题出现,婚外恋、离婚现象增多;离婚产生的财产和子女抚养权问题随之而来;房地产产业发展,一家兄弟为了房产分配产生争执;朋友之间的借债问题常常不仅涉及法律更与人情有关,有人懂得钻法律的空子,这对另一方就很不公平,由此引发的矛盾纠纷也越来越多。这些涉及人情的矛盾如果单纯靠法庭解决,很可能合法却不合理,而调解从人情和法理两方面来考虑,更容易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法。把调解搬到电视屏幕上,其公平透明性又有了保障,因此越来越多的矛盾的当事人愿意走入演播室,请调解员现场为他们排忧解难。

  在我国,人们遇到难事,尤其是家里事或者熟人之间的事,很少直接诉诸法律,而是找家族或者当事双方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辈来评理,这是中国人的传统。调解过程中,双方都有陈述自己的机会,由中间人来做评判,“旁观者清”,中间人会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,调解矛盾。而调解类节目中的调解者,如《金牌调解》“三剑客”章亭(主持人)、胡剑云(调解员)、寒枫(观察员)、《新老娘舅》“明星调解员”柏万青等,他们就是这样的中间人,知情讲理,有一定的公信力和专业知识,讲道理让人信服,又给人启发。

  长期以来,人民调解为消除民间纠纷、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11年1月1日起实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。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,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媒体紧跟时代,打造电视调解这一法制类节目。如石家庄广播电视台3频道的《调和》、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《第三调解室》、江西卫视《金牌调解》等,这些节目是加强人民调解工作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、普及法制宣传教育、宣扬和谐之风的新形式,同时也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推进社会矛盾化解、服务和保障民生,更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。

  调解类节目解决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。真情实感最容易打动人,而复杂的悬念则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。受众虽没有亲身参与,观看过程可以给人参与的感觉,看到他人的矛盾,调解类节目能对观众生活中的问题产生补偿失衡作用,同时也是他们宣泄情感缓解压力的有效渠道。

  调解类节目在全国遍地开花,收视率较高,丰富的素材源是节目得以进行下去的关键。而节目的取材角度一直都是电视调解节目的短板。但现在调解类节目很多都是夫妻感情或家庭纠纷的题材,难免让人觉得千篇一律。大量的家庭纠纷的调解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,审美疲劳一旦产生,对于电视节目来说是致命的。因为它在某个方面就意味着节目没有创新力和发展前景,长此以往,便会丧失观众。

  取材多样化是调解类节目需要解决的大问题,将有关经济纠纷、房产、劳工等社会热点话题的内容融入节目,为观众知晓熟悉,真正发挥电视媒介引导、认知的社会功能。紧跟时代和社会热点、丰富节目内容、关注社会问题、挖掘节目深度,才能更久地留住观众。

  电视调解类节目广受赞誉的同时,在网上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。个别节目为了吸引观众、迎合猎奇心理,刻意追求轰动效应,在节目设置上过度渲染悲情,肤浅琐碎,夸张情节甚至制造假的离奇事件来博取收视率。[2]电视调解作为独立的第三方,具有很强的公信力,最大优势就在于公开透明。如果真实性不能保证,那节目的公信力也就无从谈起。调解类节目涉及到法律,不能为了抢收视率而违背初衷地编造、摆拍。真人真事是最基本的,节目的目的应该是引人向真向善,观众需要的不是多么离奇曲折的过程,而是需要那些针对当事人实际情况,用不同的观点、视角,得出的直指心灵的道理。

  调解类节目以贴近百姓生活的家长里短为内容,为观众展现矛盾的起因、调解过程和最终结果,真实反映现实生活,充满人文关怀和道德感化,渗透法治教育,拥有较高的收视率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。以《金牌调解》为例,该节目集室内剧真人秀、公开法庭式法制节目和娱乐节目为一体,把百姓的家长里短搬上荧屏,将生活中难以调和的矛盾晒出来让社会评理,因其形式新颖,情感真实,调解分析公平合理,获得了较高收视率,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。[3]作为法制类的调解节目,《金牌调解》的社会功能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 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,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明显变化,生存压力增大,调解类节目是他们宣泄情感缓解压力的有效渠道。这些节目将调解过程展现在观众面前,也可以使同样有矛盾经历的观众自己找到解决纠纷的途径。如《金牌调解》中《以小见大的妻子》一期,妻子对丈夫不信任,为了种种小事和丈夫吵吵闹闹纠缠不清,最后闹到离婚,又被丈夫赶出家门。在了解这些小矛盾引发的大问题后,调解员对妻子指出,他们夫妻俩产生矛盾的原因就是妻子对丈夫不信任,过分发挥了她的想象力,想歪了,不相信丈夫的解释,夫妻俩到最后不再信任彼此,分道扬镳。调解员说,夫妻间需要用信任将爱的温暖在家里延续,成长一份爱需要一辈子的呵护,而毁掉一份爱只需一句不信任。这样的一期节目从双方充满矛盾到最后矛盾化解,一方面为观众提供消遣,缓解压力,另一方面,小摩擦几乎在每个家庭中都会发生,通过与节目中当事人的比较,观众也能反省自身行为,并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。

  我国的广播电视一直是国家宣传和舆论导向的重要阵地,调解类节目的媒介“教化”作用更为明显。每期节目中都有调解员对当事人双方的评价和劝解,对当事双方在思想、行为、性格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做出分析提出建议,这些分析不仅能使当事人对整件事有更全面和透彻的认识,反思自己,在道德上得到提升。如《金牌调解》中《不听话的丈夫》一期,丈夫沈先生因过失出车祸被判刑,妻子尽心尽力照顾还遭公婆数落,丈夫竟然没有站在妻子的角度上,任凭家人冤枉妻子。妻子寒心,他却以自己性格懦弱,不愿惹事为自己开脱。调解员就指出,如果丈夫对自己的评价只停留在“懦弱和自私”上,以“天生性格如此”为理由就可以轻易地原谅了自己,沈先生内心缺乏“正气”,没有这种“正气”,他就不知道如何看社会,如何看生活,如何看命运。一个男人到中年如果还做没有担当的“花瓶”,那就不再是“花瓶”,而是一碰即碎、毫无价值可言的玻璃瓶。这些朴实而又有哲理的话,与当事人经历结合起来,对受众也能起到很好的价值导向作用,同时,这些话很有可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,甚至影响和改变受众的思维方式。这样,节目不仅满足了心绪转换和人际交流功能,还有信息传播和思想教育交流的功能。

  调解工作琐碎啰嗦而又复杂,呈现在电视上45分钟的节目往往需要录制四五个小时,但调解工作又是社会和谐不可缺少的,它的基础价值十分深远。身处社会转型期,各种矛盾交织混杂,来自婚姻、家庭、工作、朋友,受矛盾纠纷困扰的不只是走向荧屏的少数人,很多人苦于困扰却无法排解,而这些充满人文关怀的调解也为受众做了心理疏导。《金牌调解》与调解法的实施相伴,媒体紧跟时代,唱到积极文明的社会风尚,表现出强烈的时代需求性。调解工作本就是基层工作,节目中调解员的疏导方法也可以帮助培养更多优秀的调解员,帮助人民调解工作更加有力进行[4]。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的实施表明了:国家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视,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调解类节目对有矛盾的双方(或多方)实现消除隔阂、平静对话、沟通和谐起了很大的作用,同时,因其大众传媒的引导、认知、教育的社会功能,又对受众有不可小觑的社会协调功能和教育影响力。社会责任重大,希望这些节目能不单纯以猎奇追求收视率,而是充分发挥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,以真实的情感,真诚的劝导和分析使观众感悟人生,为社会营造和谐气氛。

  [1] 张丽.我国调解类电视情感谈话节目研究[D].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,2011.

  [2] 冯波.调解类节目“收视之道”解析[M].收视中国,2011(7).

  [3] 吴学敏.尊重人、爱护人、关心人、帮助人——以人为本,打造调解中的金牌[J].声屏世界,2011(10)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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